皇冠篮球私盘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发布时间: 2019-09-23 04:09  【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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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为“拍火车上的中国人”,他曾被小偷认为是同行

  1977年,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车辆站的宣传干事王福春拿起了人生的第一台相机——装胶卷的双镜头海鸥相机,将镜头对准了他每天打交道的火车车厢和行色匆匆的旅客。没想到,这一拍就是40多年。

  40多年光阴荏苒,王福春几乎跑遍了中国所有的铁路线,他的镜头见证了国民发展变迁。十多万张黑白影像上记录的每一丝褶皱、每一滴汗水、每一份笑容、每一个背影,凝结成了几代中国人对于火车的集体记忆。

  王福春说,“我是摄影师,是社会的记录者。中国这40多年是改革最快变化最大的40多年,在铁路这个小分支,我全赶上了,全在我的影集里,没给社会留下空白,这就是我作为摄影师最大的成就感了。”

  以下是新京报和王福春的对话:

  我在铁路边长大,对火车有感情

  新京报:大部分读者是通过《火车上的中国人》这本画册里的作品认识您的,当时决定拍摄这个题材的契机是什么?

  王福春:我哥哥王喜春以前是铁路系统的基层工作人员。因为自小没了爹娘,我5岁起就跟着他在铁路边长大,天天看火车跑、听火车叫,对火车有感情。

  后来我考进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与铁路正式结了缘。1984年,我调到哈尔滨铁路局科研所做专职摄影师,发现火车里有好多有趣的故事。

  本来只是无意识地顺手拍,慢慢地,我发现这就是我喜欢的、适合我的专题。往后的40多年里,我的镜头就再也没离开过铁路。

  新京报:您在拍摄这个专题的过程中遇到过危险吗?

  王福春:这些年为了拍火车,我虚脱过、骨折过。还曾为了找适合的拍摄机位,掉进松花江的冰窟窿里,被别人救上来后冻得像根冰棍。

  1995年7月,我乘坐火车,从哈尔滨-北京-西宁-格尔木-武汉-长沙,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又从青藏高原到武汉和长沙这两座高温火炉,被车厢里的汗味和烟味熏得喘不过气,最后晕倒在车厢里。那段时间我瘦了十几斤。

  新京报:乘坐超过四千次火车,您印象最深的是哪段线路?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王福春:每趟火车都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我坐从哈尔滨到上海的火车,上车的时候白雪皑皑,下车一睁眼就是江南风光。我坐过最久的火车是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三天三夜,那时候还有人在火车上做广播体操呢。

  新京报:以前学美术的经历对你后来的摄影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王福春:当然有,我把在绘画中领悟到的美学思想融入摄影,作品里不自觉地就带有许多艺术思考,尤其是以前学习的漫画,对我现在搞幽默摄影帮助很大。

  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上学的时候,有老师说文学是一种“人学”,其实我觉得,摄影也是一种“人学”。摄影师要有文学家的思想、哲学家的思辨、美学家的愉悦和漫画家的幽默。只有做一个全才,把这些都融入你的照片里,作品才会有看点。

  火车上的40年

  新京报:您的作品记录了中国铁路的多次大提速,是国家发展的缩影。您镜头中捕捉的“火车上的中国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王福春:40多年来我坚持拍摄铁轨上奔腾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高铁动车。记录了绿皮车、蓝皮车、红皮车、白皮车的演变,这里面有铁路的变化,有中国人的变化,更有国家的变化。

  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火车速度较慢、车次较少,超员现象普遍。再加上民工潮影响,火车上拥挤得几乎没有一丝多余空间,乘客上车都得从车窗爬进去。

  那时候四面八方的乘客聚在一起,没一会儿就成了好朋友,大家常常有烟同抽、有酒同喝。

  如今高铁发展迅速,车速快、车次也多,没有了过去拥挤不适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享受。

  过去整个车厢的人一起抬头看电视,现在相邻座位的两个人也基本不交流,全都低头玩手机。火车将世界的距离拉近,但是人的感情距离却远了。

  新京报:您曾多次提到自己在火车上拍照时的状态像职业“小偷”,为什么这么形容?

  王福春:我一上火车就兴奋,十趟八趟地来回走,眼睛还左右打量,正常乘客哪会这样啊。所以我常被一些旅客误解成小偷,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在火车上泡的时间久了,火车跑到什么地段小偷多、小偷什么时间点出场,我都非常清楚。有时与小偷不期而遇,他还以为我是同行。

  所以我常说自己练就了一颗“贼心”, 一个“贼胆”和一双“贼眼”, 这才拍出了“贼拉好”的照片。

  新京报:现在还在继续拍摄这个专题吗?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

  王福春:一直都在拍。现在的乘客和以前比,对相机的戒备心理更重,也更加注重肖像权和隐私权了。我还记得2015年7月10日,我从上海坐高铁到杭州讲课,因为拍摄一位年轻母亲和孩子玩手机,被孩子父亲当成坏人,一把掐住脖子,第一拳打松了门牙,第二拳打得我晕头转向。

  新京报:您曾提到后期编画册挑图时发现初期拍摄的“宣传体”照片与后期自由抓拍的照片格格不入,是什么启发了您的拍摄风格转变?

  王福春:以前我们没有很多机会看到国外的作品,记得80年代吧,我们那办了一场日本摄影师久保田博二的展览,对我冲击很大,我第一次知道照片还能这么拍。

  从拍火车到拍地铁

  新京报:《地铁里的中国人》这个题材是怎么来的?

  王福春:2002年我搬到北京,家就挨着地铁一号线。那时候我乘地铁从来不坐,不自觉地一直来回边走边拍,那时候我就感觉地铁也是属于自己的题材。

  在地铁上拍照和在火车上还不一样,刚开始在地铁上我用徕卡,怎么拍都糊。“不拍不行,拍了又不成”,我急得要命。2005年我尝试了儿子送的松下数码小相机,一下就被成像效果征服了。现在我兜里常揣个索尼黑卡相机,走到哪儿拍到哪儿,很多时候“手比脑子快”,下意识就按了快门。

  新京报:《火车上的中国人》广受好评,《地铁里的中国人》也多次展出,您现在正在整理《生活中的中国人40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王福春:我把“生活中的中国人”叫做“火车下的中国人”。火车上是个小社会,火车下这个大社会展现的事情更多。

  这里面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来源于我的工作,单位技术大练兵、工人上夜校学习等我都拍到了,现在一看,珍贵极了。

  虽然这期间我也拍过风光,比如雪乡,但后来我把这些都抛弃了。因为我知道那不属于我,再拍风光就削弱自己的主题了。

  做摄影,专题很重要,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路。有些人拍纪实摄影,看到路“黑”就回头了,我是一条路走到“黑”,而且还要冲破黑暗,这才看到了曙光。

  



(责任编辑:钦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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